一中国渔船在韩国西部海域沉没 6名中国公民失踪

来源：俟河之清网编辑：荷泽市时间：2025-04-05 08:56:52

这门思考技术运用的思维就是情境思维，它提示人们在面临进退维谷的困局（aporia[98]）或难以消解的问题情境（Problemsituation）时，应当如何应对而不至于陷入无以拯救的地步。

从这个被采纳的立足点出发，对问题加以选择。一度固定的东西不情愿地遭到变动。

并非任何一种解释( 阐释、评释和诠释)都实际做到了这一点，但任何一种解释均有可能做到这一点。在此意义上，法学的思考总是表现为及物的思考。近代大学与法律科学不可否认，自从1050 － 1150 年以后，西方法学总体上呈现出知识论和方法论上的某种范式转型，一种不断走向一般化、理性化、体系化和科学化的趋势。不可否认的是，近代大学体制不仅打造了一个以学术为生、专事学问研究的知识群体，而且也铸造了一种追求逻辑形式主义的科学精神，但是，经院派以及以后的公理方法派法学家们的做法，实际上遮蔽了古老的法学作为一门法的实践知识的性格。论题学作为寻找前提的程序，绝对是有意义的，它好像是一个序幕式的媒介。

总体上看，这一切变化标志着：古老的法学经过1050 －1150 年以后、特别是是17 世纪以降的公理方法派的法学家们的改造，业已脱离其原本的知识形态和方法基础，而变成了一种愈来愈科学化或者数学化的理论知识体系，成为一种抽象的、非情境的、不及物的法律概念及其演算系统。在这一点上，( 演绎推导意义上的) 体系之范围是狭窄的，甚或是极其狭窄的。[100]巴尔杜斯之后，尤其是到了15世纪，评注法学派的风格与传统仍然得到意大利法学理论界和法律实务界的支持。

R. C. Caene- gem，Supra note 47，at 52.）。随着德意志国王鲁道夫一世（Rudolf 1，1218—1291）长期统治（1273-1291年在位）下的哈布斯堡王朝的确立，帝国在日耳曼土地上扎下根基。故此，人们往往把德国1200—1500年这一法律历史发展时期称为法书的时代（die Rechtsbuecherzeit， the Age of the Law—Books）。[117]我国著名罗马法法学家周枏先生也认为：评注法学派研究的对象并不是《国法大全》，而是以前注释法学家的著作，并应用经院哲学的演绎法，从事法律体系建构，又努力使之实用化。

相关的内容，参见：Norbert Horn （Fn.45），SS.345—346。[166]16世纪的人文主义法学家的研究发现，优士丁尼的法学文献仅是一个汇编而成的马赛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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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瑞士）瓦尔特·吕埃格总主编：《欧洲大学史》，第1卷《中世纪大学》（希尔德·德·里德-西蒙斯编），张斌贤等译，河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页354。[74]Manlio Bellomo，Supra note 1，at 187。这样，到处出现的（地方）特别法（ius proprium/Partikularrecht）[47]问题愈来愈突出和复杂，这些特别法问题与罗马法、教会法体系并不一致。（Accursius' Gloss on Digest 1.1.1:civilis sapientia vera philosophia dicitur，id est amor sapientiae.）相对而言，市民科学（civilis scientia）—词出现相对较晚。

[158] Andrea Errera， Supra note 5，at 154.有关或然命题及其换位，参见（英）奥卡姆：《逻辑大全》，王路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页323—331。[27]同样，方法论上的重心转移（即由重视形成或然性知识的辩证三段论[28]转向重视确立确定性知识的明证[证明]三段论）不仅是认识13世纪中后期欧洲的一般知识形态之不可忽视的因素，而且也是我们考察这个时期的法学（包括评注法学派）特征的一个重要智识背景。另一方面，各地民族语言又是多元的，随着民族语言自身的发展，各种地方法也得以发展。对此，巴尔多鲁将法则区分为人的法则和物的法则，针对合同、侵权、继承和其他问题提出了比较复杂的法律适用规则理论：比如，对于合同，巴尔多鲁认为应当对合同的形式和内容进行区分。

参见《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6），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版，页335—336。法学为自己设定的目标是真理知识，也是法律制度的性质以及法律制度之间关系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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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雷蒙杜斯·卢勒的想法，人们只要操纵这些圆盘，即，用机械把手摇动这些圆盘，就能够得出所有可能的概念或问题组合，这就是判断，并由判断的组合构成三段论类型的各种格式的推理，由此可以得出所需要的答案。[152]该机器由围绕一个中心旋转的半径相同的5个圆盘所组成，每一个圆盘包含9个基本概念或者问题，它们分别是：①主词圆盘（Circulus Subiectorum）：神，精神，身体，人，感觉，植物，工具，占有，行动。

这就要求法学像同时代的其他学科一样更新自己的方法论，寻找研究《国法大全》的新方式，这种新的方式既忠实于罗马法，又不锢于此。从此，法学家同时研究两种法律体系，许多法学院授予两法博士（拉丁文doctor juris utriusque，有时简称 J. U. D.，英文写作Doctor of Both Laws，即，罗马法及教会法博士）。在这部法律词汇的第一部百科全书式著作中，拉维尼的雅各采取一种词条分类法，对各个法律词汇给予简明而详尽的定义（他认为，立法者总是使用不太适当的词语，因此，真正要掌握的法律公理并不存在于规范当中，而存在于《法律词典》的清晰定义当中。②世界的永恒性与相对于神的创造的独立性。[139]当然，13世纪中期之前的法书都不是评注法学派的法学家撰写的（比如，艾克·冯·雷普高[Eike von Repgow]乃12世纪末、13世纪初期的人，他在世时，评注法学派尚没有形成。梯利，见前注[4]，页233一234。

恰逢其时，两位法国法学家，即拉维尼的雅各和贝勒珀克的皮埃尔建构了不同于之前（波伦亚）注释法学派之方法和理论的新法学。这主要是指学者的罗马法（das gelehrte r?mische Recht）在评注法学派时期逐渐得到推广，成为欧洲共同法的重要部分，到了评注法学派时期末尾，学者的罗马法在欧洲大陆绝大多数国家业已成为法律生活的一个决定性因素。

比如，巴尔多鲁曾经写过一本《论教会法与罗马市民法之间的区别》（Tractatus de differentiis inter ius canonicum et ius civile），1330年前后，另一位法学家莫尔克勒的布拉修斯（Blasius de Morcone，?—1350）写过另一本书《论伦巴第法与罗马法之间的区别》（Tractatus de differentiis inter ius Longobardorum et Romanorum）。最终，宇宙的不确定性和理性恰象两个柱石，支撑着基督教的宇宙观。

[146]当时，教皇约翰二十一世听说异端宗教思想已经在神学学术界中蔓延，于是在1277年1月18号委托主教唐比埃审查到底什么地方、什么人在散布这些错误思想。而建构一个合适的定义就要求说明每个制度的原理，鉴别它的理由，并通过规则有效地加以综合），以字母的先后顺序加以编排，他的这种做法在法学方法论上带来了一种不同以往的变化，创造了一种新的法律著述形式：《法律词典》的体系和结构旨在提出一种法律科学特有原理之图景。

[21]理智不以那些永恒不动的东西为对象，也不以任何一种生成的东西为对象，[22]而科学则具有可证明的品质，科学地认识的东西是不可改变的，凡出于必然的东西，当然能被科学地认识，当然是永恒的东西，而一切科学看来都是可传授的，也是可学习的。唐比埃的这个举动貌似打击巴黎大学的人文学者，实际上矛头针对当时刚刚谢世3年而影响日隆的托马斯·阿奎那（阿奎那卒于1274年，其学说尚未被欧洲神学界奉为正统），间接地针对阿奎那在神学研究中所接引的亚里士多德学说及其方法论，故此，他所列举的219项命题又被称为亚里士多德命题.[148]这219个被斥之为异端邪说的命题中有2个命题直接与建立在具体学科特有原理（principia propria）基础上的诺斯替式（gnostic）技术有关。比如，马菲乌斯·维吉乌斯就曾批评道：特里波尼安对古罗马法学家巨著进行的编纂，根本没有使法律变得简单明白，这种行为简直是一种犯罪，应该遭到报应。从上文有关评注法学派代表人物的简介也可以看出，评注法学家们流传后世的法学文献品类繁多，林林总总，不可胜数。

Theodor Viehweg（Fn.110），SS.79—80.中译见菲韦格，见前注[110]，页86—87。从1390年起，先后在锡耶纳（1390—1393年）、阿维尼翁（1394—1412年）、佛罗伦萨、波伦亚、帕多瓦（1429—1441年）等大学担任法学教授，著有法律渊源诠释（主要涉及《学说汇纂》和《优士丁尼法典》的讲义）以及若干鉴定意见书。

[157]参见《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1），见前注[70]，页350。亚里士多德《后分析篇》在欧洲知识界内部的阅读和接受，导致对它所包含的认识论进路的采纳以及知识规则的改变，引起文化上的巨大繁荣，此种现象于1250—1270年间达到高潮，此间也是欧洲（特别是巴黎大学）中世纪经院哲学和神学之黄金时代最为显著的时刻。

[53]中世纪意大利人把他们自己称为山内的（cismontane），而对阿尔卑斯山以外（以北）地区的人称为山外的（Ultramontane），一定程度上带有轻慢的意味。[24]进一步讲，在本质上，只有（其真理性经过理智当下把握的）明证（证明）才具有真正科学认识的效果，因为只有明证（证明）三段论（demonstrative or apodictic syllogism）才是产生科学知识的三段论（而所谓证明，就是从前提中必然推出结论）。

两个时期的经院哲学家都带有严重的亚里士多德哲学的痕迹（参见马仁邦，见前注[5]，页517，519-520）。[50]最为重要的是，法学要改变（波伦亚）注释法学派的文献解释方式，而建构一种新的法律体系内的法律分析结构。[165]从6世纪开始，优士丁尼《国法大全》、尤其是《学说汇纂》在西方经历了一个曲折的流传过程，情节复杂生动。据此推测，他有可能由此而赴奥尔良继续深造，但也有可能在此之前已经赴法旁听过法学课程。

德国法学家鲁普尔德·冯·贝本堡（Lupoid von Bebenburg，约1297—1363）于1324年著《论王法及帝国法》（De iure regni ac imperii，或者 Tractatus de iuribus regni et imperii Romani）。[119]评注法学家针对注释法学派业已确定的注释，尝试运用新的法学方式（即，起初由拉维尼的雅各与贝勒珀克的皮埃尔等法国法学家应用、后被意大利学者皮斯托亚的奇诺引进、并被巴尔多鲁和巴尔杜斯等人发扬光大的法学方式）去处理具体难题或讨论法律实务的实际问题，这形成一种更为深入的注释（此种注释将注释法学派之扩充解释或类推的灵活运用，发展为定义性的法概念），带来某种重要的法教义学进展（比如上面提及的巴尔多鲁的法则区别说），而且提出了大量实际可行的解决方案。

而行动则可以将世界引入新的（人为的）现实，行动不能根据因果律来理解，也不能以随意的方式来理解，而应符合正确推理的法则。⑥说明原因（do causas）。

他系波伦亚人，出生于波伦亚附近的萨利切托村，从1363年直到1412年12月28日去世，先后担任波伦亚、帕多瓦、费拉拉等大学的教授，著有《〈优士丁尼法典〉评注》（Commentar über Codex，1373，Padua）、《〈学说汇纂旧编〉评注》（Commentar über Digestum vetus）、《论迟延》（De mora，论文、书信集）以及若干复习讲义和鉴定意见书。[122]他们通过注释（地方）特别法，实际上推动了法学家和其他学者对各自的本国法（尤其是习惯法）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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